记忆里的光 蒋子龙

我八岁才第一次见到火车。1949年初冬，我正式走进学校，在班上算年龄小的。一位见多识广的大同学，炫耀他见过火车的经历，说火车是世界上最神奇、最巨大的怪物，特别是在夜晚，头顶放射着万丈光芒，喘气像打雷，如天神下界，轰轰隆隆，地动山摇，令人胆战心惊，许多同学都萌生了夜晚去看火车的念头。

一天晚上，真要付诸行动了，却只集合起我和三个大一点的同学。离我们村最近的火车站叫姚官屯，十来里地，当时对我来说，就像天边儿一样远。最恐怖的是要穿过村西一大片浓密的森林，里面长满奇形怪状的参天大树，森林中间还有一片凶恶的坟场，曾经听过的所有鬼故事，几乎都发生在那里面，即便大白天我一个人也不敢从里面穿过。进了林子以后我们都不敢出声了，我怕被落下，不得不一路小跑，我跑他们也跑，越跑就越疹得慌，只觉得每根头发梢都竖了起来。当时天气已经很凉，跑出林子后却浑身都湿透了。

好不容易奔到铁道边上，强烈的兴奋和好奇立刻赶跑了心里的恐惧，我们迫不及待地将耳朵贴在道轨上，大同学说有火车过来会先从轨道上听到。我屏住气听了好半天，却什么动静也听不到，甚至连虫子的叫声都没有。四野漆黑而安静。一只耳朵被铁轨冰的太疼了，就换另一支耳朵贴上去，生怕错过火车开过来的讯息。铁轨上终于有了动静，嘎登嘎登……由轻到重，由弱到强。响声越来越大，直到半个脸都感觉到了它的震动，领头的同学一声吆喝，我们都跑到路基下面去等着。

渐渐看到从远处投射过来一股强大的光束，穿越了无边无际的黑暗，向我们扫过来。光束越来越刺眼，轰隆声也越来越震耳，从黑暗中冲出一个通亮的庞然大物，喷吐着白气，呼啸着逼过来。我赶紧捂紧耳朵睁大双眼，猛然间看到在火车头的上端，就像脑门的部位，挂着一个光芒闪烁的图标：一把镰刀和一个大锤头。

领头的同学却大声说是镰刀斧头。

且不管它是锤是斧，那把镰刀让我感到亲近，特别的高兴。农村的孩子从会走路就得学着使用镰刀。一把磨得飞快、使着顺手的好镰，那可是宝贝。火车头上还顶着镰刀锤头的图标，让我感到很特别，仿佛这火车跟家乡、跟我有了点关联，或者预示着还有别的我不懂的事情将要发生……

十年后，我以第一名的成绩入伍，进入海军制图学校，毕业后成为海军制图员，接受的第一批任务就是绘制中国领海图，并由此结识了负责海洋测量的贾队长。贾队长有个破旧的土灰色挎包，缝了又缝,补了又补，唯一醒目的是用红线绣的镰刀锤头图案。

既然已经站在了军旗下，自然也希望有一天能站在镰刀锤头下。我对这个图案有一种特殊的亲近和敬意，于是就想用自己的新挎包跟他换。不料贾队长断然拒绝，他说这个挎包对他有特殊的纪念意义，目前还有很重要的用途，绝不能送人。有一次他在测量一个荒岛时遇上了大风暴，在没有淡水没有干粮的情况下硬是坚持了十三天，另外的两个测绘兵却都牺牲了。他用绳子把自己连同图纸资料和测量仪器牢牢的捆在礁石上，接雨水喝，抓住一切被海浪打到身边的活物充饥……后来一位老首长把这个挎包奖给了他。

贾队长答应在我回家探亲的时候可以把挎包借给我，但回队时必须带来一挎包当地的土和菜籽、瓜子或粮食种子。原来他每次出海测量都要带一挎包土和各样的种子，有岛礁最缺的就是泥土。黄海最外边有个黑熊礁，礁上只驻扎着一个雷达兵，一个气象兵，一个潮汐兵，他们就是用贾队长带去的土和种子养活了一棵西瓜苗，心肝宝贝般地呵护到秋后，果真还结了个小西瓜，三个人却说什么也舍不得吃……

又过了几年，我复员回到工厂干锻工。锻工就是打铁，过去叫“铁匠”。虽然大锤换成了水压机和蒸汽锤，但往产品上打钢号、印序号，还都要靠人来抡大锤。我很快就喜欢上了打铁，越干越有味道，一干就是十年。在锻钢打铁的同时，也锻造了自己，改变了人生，甚至成全了我的文字创作。我成了民间所说的“全科人”：少年时代拿镰刀，青年当兵，中年以后握大锤，对镰刀锤头有了一种说不出的特殊感情。（有删改）

下列对本文相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，不正确的一项是

下列对原文论证的相关分析，不正确的一项是

社会是由众多家庭组成的，家庭和谐关乎社会和谐。要在家庭中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，就需要有家庭伦理。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维护家庭关系的种种伦理规范，它们往往体现在各种“礼”之中、从《礼记》中可以看到各种礼制的记载，如婚丧嫁娶，这些都包含着各种家庭伦理规范，而要使这些规范成为一种社会遵守的伦理，就要使“礼”制度化。在中国古代，“孝”无疑是家庭伦理中最重要的观念。《孝经》中有孔子的一段话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这是说“孝”是“天道”常规，是“地道”通则，是人们遵之而行的规矩，为什么“孝”有这样大的意义？这与中国古代宗法制有关。中国古代社会基本上是宗法性的农耕社会，家庭不仅是生活单位，而且是生产单位，要较好地维护家庭中长幼尊卑的秩序，使家族得以顺利延续，必须有一套维护当时社会稳定的家庭伦理规范。这种伦理规范又必须是一套自天子至庶人都遵守的伦理规范，这样社会才得以稳定。“孝”成为一种家庭伦理规范，并进而成为社会的伦理制度，必有其哲理上的根据。《郭店楚简·成之闻之》中说：“天登大常，以理人伦，制为君臣之义，作为父子之亲，分为夫妇之辨。”理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的关系是“天道”的要求，君子以“天道”常规处理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伦理关系，社会才能治理好。所以，“人道”与“天道”是息息相关的。“孝”作为一种家庭伦理的哲理根据就是孔子的“仁学”，以“亲亲”（爱自己的亲人）为基点，扩大到“仁民”，以及于“爱物”，基于孔子的“仁学”，把“孝”看成是“天之经”“地之义”“人之行”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方面，它体现了孔子“爱人”（“泛爱众”）的精义；另一方面，在孔子儒家思想中，“孝”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有一个不断扩大的过程，因此，“孝”不是凝固教条，而是基于“仁学”的“爱”不断释放的过程，只有在家庭实践和社会实践中，以“仁学”为基础的“孝”的意义才能真正显现出来。社会在发展，现代社会中的家庭伦理会变化，“孝”的内涵也会随之变化，例如“四世同堂”“养儿防老”，就因家庭作为生产单位的逐渐消失而失去意义，又如“二十四孝”中的某些形式已没有必要提倡，但作为“孝”之为核心理念的“仁爱”仍有家庭伦理之意义。在家庭不再是生产单位的情况下，保障家庭良好的生活状态，将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来承担，但“孝”的仁爱精神则不会改变，对长辈的爱敬，对子孙的培育，都是出于人之内在本心的“仁爱”，鲁迅在《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》中批评抹掉了“爱”，一味说“恩”的“父为子纲”说，提出：“我现在心以为然的，使只是‘爱’，”“孝”之核心理念“仁爱”作为家庭伦理仍具有某种普遍价值的意义。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解和分析，正确的一项是

《古文观止》是一个文章选本，“观止”本于《左传》记载季札在鲁国看乐舞时赞美的话：“观止矣!”这个选本是清朝吴楚材、吴调侯在康熙三十三年(1694)选定的，它备受读者喜欢是有原因的。

第一，一般说来，它体现了比较进步的文学主张。古代的选本，梁朝萧统的《文选》也很著名。那时的文学主张，认为哲理散文和历史散文都不能入选。《文选》除诗歌外，选的主要是骈文，是一种讲究辞藻、对偶、声律的文章。唐朝韩愈起来提倡古代的散文，称为古文，用来反对骈文。这种主张是进步的。《古文观止》正是贯彻了韩愈以来的古文家的主张。

第二，一般说来，入选这个选本的文章丰富多彩，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比较高的。自从韩愈提倡古文以后，古文的选本在《古文观止》前早已有了，像宋朝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选录《左传》《国语》到唐朝末年的作品，《古文观止》的选文从《左传》开始，就是本于《文章正宗》。不过真德秀是道学家，他用封建伦理的眼光来选文章，忽略了文章的艺术性，所以他的选本不受欢迎，《古文观止》所选，像先秦的历史散文《曹刿论战》《鲁仲连义不帝秦》，表现当时人的智慧和品德；两汉文《治安策》和《出师表》，反映出当时政治上的重大矛盾，表现出作家的远见和忠诚；唐文《捕蛇者说》，深刻暴露封建统治者“苛政猛于虎”的罪恶；宋文《岳阳楼记》，通过不同景物的描写来表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崇高精神……这些名篇，都是古今传诵。

这个选本所选文章的丰富多彩，也表现在文章的体制上。选本也选了几篇韵文、骈文。严格讲起来，古文跟骈文是对立的。但就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讲，古文由散体趋向骈体，再由骈体回复到散体，完全不选骈体，就看不出这种变化来。

第三，这个选本的编选体例也有它的好处。萧统的《文选》分很多门类，烦琐不堪；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古文部分分辞令、议论、叙事三类。《古文观止》不分类，按时代先后排列。从中可看出古代文章演变的迹象。这个选本得以广泛流传，跟它的篇幅也有关。康熙二十四年（1685），康熙命令编选《古文渊鉴》，称为御选。用皇帝的名义来刊行，却不能广为流布，这跟它用真德秀的体例有关，也跟篇幅有关，它有六十四卷，篇幅太多了自然不易推行。

以上三点，当是此书能广泛流布的原因。不过此书也有缺点，约略说来如下：一、编者识力不高。像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，历来都疑为后人伪托，此书也加选录。还有宋朝人论历史人物的文章，往往抓住一点发议论，并不能够真正考虑当时历史的全面情况。这类文章也选多了。二、不免受到八股文的影响。选文所选《史记》，像《伯夷》《管晏》，这些传记议论多而不致力于刻画人物。编者选这些是看中它们的唱叹和转折，反而把最好的文章漏掉了。

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理和分析，正确的一项是

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，不正确的一项是